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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31日，也就是上海解放的第四天，新官上任，连椅子屁股都没坐热的上海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陈毅同志接到了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一份电报：电报内容很简单，就是请上海的同志们帮忙寻找我党优秀地下工作者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并特别嘱咐他们是对党组织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如果是自己准备向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推荐组建新中国邮电部的关键人才，请务必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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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农
李白、湖南浏阳人。1925年入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事通信工作。1931年6月李白调到瑞金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委。长征后，李白于1937年10月化名李霞奉命前往上海，和沪西绸厂委员会委员裘慧英以假夫妻的名义建立秘密电台，1940年秋经组织批准两人正式结婚。1942年9月因电台被日军侦测出，李白夫妇被捕，经上海地下党组织营救成功获释。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回到上海将秘密电台迁到了黄渡路新址，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的电台在和中央进行通讯过程中暴露，李白和妻子裘慧英一起被捕，裘慧英后经多方营救获释，李白此后则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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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裘慧英夫妇
秦鸿钧，山东沂南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入党，早年在沂南地区组织地下斗争，1933年被派往哈尔滨继续从事地下活动，1936年被派往苏联学习电台技术并在1937年回国后被派往上海，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号设立秘密电台，经组织介绍和同为地下党员的小学女教师韩慧如结婚并开展活动，1939年奉调前往哈尔滨，1940年又被调回上海，1941年被调往苏北，1942年又被调回上海。抗战胜利后，秦鸿钧和韩慧如夫妇迁入打浦桥新街的新新里315号继续运作秘密电台，1949年3月17日深夜电台位置被国民党保密局发现，秦鸿钧、韩慧如夫妇在最后时刻及时破坏了电台并烧掉了密码本，最大可能避免了损失。韩慧如后经多方营救获释，而秦鸿钧就此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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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鸿钧、韩慧如夫妇
张困斋，浙江镇海人。1930年进入上海辛泰银行任职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左翼科学家联盟和抗日武装自卫会，1935年加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全面抗战爆发后发起成立银钱职工同人战时服务团，并在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无锡抗日游击队。1939年返回上海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军和汪伪的经济情报。抗战胜利后，张困斋在上海开设丰记米号并任经理，将秘密电台迁入，直到1949年3月17日他的联络人秦鸿钧被捕后，毫不知情的张困斋在3月19日前往秦鸿钧所住的新南里315号联络时也被特务抓捕，就此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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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困斋
陈毅看完电报立即给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石蕴华）发了份电报，全权授权他组织调查小组，全力寻找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的踪迹（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李士英是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对地下斗争并不熟悉，因此陈毅直接跳过了李士英，把任务直接交给了老地下党的扬帆）。
“……党中央派往上海地下党工作之李静安（李白）等同志，去向不明，特劳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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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石蕴华）
作为老地下党员，扬帆深知什么样的人会知道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的下落，于是他将调查重点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中那些留用的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身上。
果然，任务传达下去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一名留用的蓬莱分局的旧警察反映了一个情况：“5月7日那天，晚饭还没开呢，就有一个穿着长袍的犯人被警车带走了。几天后我就听说那个人被带到浦东杨思那边给枪毙了。”
调查小组随即赶往川沙县杨思区进行走访，当地群众证实：5月7日晚上，整个杨思地区被国民党军戒严，没多会儿来了几辆军车，押下来十几个人，接着就听到有人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后来就传来一阵枪声。
……
在杨思区政府、当地驻军和群众的大力协助下进行地毯式搜索，终于在6月20日在当地的戚家庙后挖出了十二具双手被捆绑，上身布满枪眼的男尸，李白的妻子裘慧英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个穿长衫的就是李白，而韩慧如则认出了秦鸿钧和张困斋。
至此证实：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同在5月7日傍晚被杀害于杨思戚家庙。
……
陈毅在接到扬帆的报告后，立即给李克农发了一封电报，说明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三人已经确定遇难，并在电报最后写道：“欠下的血债，得拿血来偿！那些害了烈士们的反动家伙，我们肯定会找他们算账，这笔债一定要讨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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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
随后，陈毅再度电告扬帆授权他成立专案组，务必要把杀害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三位烈士的凶手找出来，接受人民的审判。
扬帆不敢怠慢，立即从上海市公安局和各分局中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专办此案，但是案子线索虽多但错漏百出，所以一开始毫无进展。
……
转机发生在8月27日，这天下午，扬帆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办公，突然电话响了起来，接起来一听，原来是卢家湾分局（原法租界警务处暨中央捕房，后成为汪伪上海特别市警察局卢家湾分局、上海市警局卢家湾分局，1949年5月后，成为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局长吴萍打来的：“我翻那些以前警察局的旧档案时，瞅见一条挺重要的消息，感觉跟李白烈士被害那事儿可能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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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家湾分局旧址
“我在翻档案时发现两份材料：一个是表彰通知，说巡官史致礼和警士强元贵因为执行任务表现好，都被记了一功；另一个呢，是个批文，说是史致礼和强元贵因为帮忙破了电台案，奖励了五万金圆券。”
扬帆大喜，直接就问：“史致礼和强元贵，他们眼下在何处？”
吴萍答道：“史、强两人都作为留用人员留在卢家湾分局工作。”
杨帆更喜：“好得很，你先把他们扣起来，我派人过来处置。”
当天下午3时左右，上海警务学校副教务长徐盼秋奉扬帆之命来到卢家湾分局将史致礼、强元贵两人带回市局审讯，此时两人已经是惊弓之鸟，所以没用多大“手段”就全招了，不但招了李白是他们参与抓捕的，秦鸿钧也是他们参与抓捕的，并且他们还参与抓捕了张困斋。
但是，他们只负责抓人，李白和秦鸿钧的电台是怎么被定为侦测到的他们一概不知，扬帆亲自分析了两人的供词，认为他们的供述应该是真实的，没有撒谎。
最终，强元贵被判处死刑并枪决，史致礼被判处无期徒刑。
可是线索到这里就又断了。
在1949年10月上旬的一次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上，扬帆建议可以根据上海市已经掌握了的敌特组织的材料，分析敌人当时的组织分工情况，指望从中发现线索。
于是专案组在查阅分析了海量的敌特组织档案材料后发现当时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下有个“上海地区电讯监督侦测科”，是专门侦查和破坏我党在江浙沪地区的地下秘密电台的职能机构，这个机构一共有四十六名成员，除了被我军击毙的，上海解放前逃离的，还有十一个人目前依然居住在上海，从户籍档案看全部住在虹口区。
在虹口分局的大力协助下，专案组找到了其中的三名成员——唐跨风、林杰和顾能，经过查实，他们三个都有没有参与侦测李白和秦鸿钧两部电台的行动，且当时“上海电监科”有严格的内部纪律，所以其他人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
而另外八人百般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踪迹，应该是做贼心虚自己跑了，至此这条线索又断了——
1950年3月30日上午，上海市货物税局沪北稽征所税收员刘克接待了一个身穿黑色毛葛长衫、拎着一口旧皮箱的中年男子，该男子自称叫他名叫李成志，是经营无线电器材生意的，这次进了一批器材，特来税务所纳税，还非常主动地将皮箱打开请刘克检查。
和刘克一起检查的税收员是个退伍的通信兵，他一眼就识别出皮箱里的无线电器材是军用电台的零部件，于是立即向虹口分局报警，不久两名虹口分局刑侦科的侦查员来到稽征所对“李成志”进行盘问，“李成志”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在乡军人”，解放后根据政府命令已经履行过登记手续了，现在经营无线电生意。
但是在反复盘问下，做贼心虚的“李成志”还是说了实话：他真名叫李树林，1937年到1947年一直在军统供职，军统改组成保密局时裁剪编制，他就被裁了下来，之后在上海经营商业电台。一年后李树林又将曾经的军统同事，时任拉国防部二厅上海电监科的主任科员唐跨风一起入股，顺便当他的保护伞。上海解放后电台于1949年秋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勒令停止经营。
经过对李树林的住处的搜查，侦查员们搜出一批军用级别的通讯器材——
赃物在手，接下来就是“走程序”了。心理防线完全崩溃的李树林随后供认自己在解放后和唐跨风、林杰等人一起策划过参加国民党保密局潜伏特务组织，作为国民党的“敌后人员”潜伏上海搜集情报，等待“国军反攻大陆”，但他们的“赤胆忠心”没被台湾方面收到，所以此事就这么“黄”了。不过李树林交代中特意提到了李白的秘密电台被破获一案，说是唐跨风和林杰对他讲的。
这说明唐跨风、林杰至少是知情者。
于是专案组立即传唤唐跨风和林杰，两人到案后得知李成志已经招供，只好承认他们当时作为“上海电监科”的上尉侦测员参与了对李白和秦鸿钧两部秘密电台的侦测工作，但这两部电台的位置确实不是他们测出的。但是他们都提到了一个人，此人叫徐鸿秋，李白被捕后审讯材料是由他负责整理的。
于是扬帆下令：立即对徐鸿秋开展侦查！
经查，徐鸿秋在“上海电监科”任职的时候公平路上，但1948年初他就搬走了，根据还住在公平路的老邻居回忆他们搬去了曹家渡万航渡路的松茂里。
当侦查员赶到松茂里核实时，发现那里又换了住客，不过了解到前面的一任住客确实姓徐，是从公平路搬来的，1948年6月搬走的时候听说是搬到龙江路去了。
……
6月30日，专案组侦查员计政、庄人俊来到龙江路后分头向居委干部和治安积极分子了解是否有1948年6月搬过来的姓徐的住户，查到第三天终于查到徐鸿秋一家目前住在龙江路金松里16号。
7月5日，计政和庄人俊亲自上门的时候发现金松里16号门头挂着“光荣人家”的牌子，说明这户是军属，向当地居委干部一打听，原来徐家有人在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航空处干训大队当教官，所以徐家有资格挂“光荣人家”的牌子，而这个参军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徐鸿秋！他有个亲戚在部队里当团级干部，应该是走了这个路子。
扬帆在得到这一情况后明确下令：“不管他现在是什么身份，都给我逮捕！”
7月16日，扬帆在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联系华东公安部，请求协助抓捕徐鸿秋，华东公安部部长许建国在7月17日批复：“准予逮捕徐鸿秋。请与华东航空处方面联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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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建国夫妇
7月23日，徐鸿秋华东航空处干训大队驻地被抓获，当天就被押回上海。他承认自己参与了两次对李白的审讯，但是破获李白和秦鸿钧的秘密电台的行动他没有参加，而是由“复社”时期就已经在军统的老电讯特工——有“金耳朵”名号的叶丹秋一手主持的，他当时是“上海电监科”的代理科长。徐鸿秋最后一次见到叶丹秋是1949年4月中旬，此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徐鸿秋最终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开除军籍）。
扬帆在审阅了徐鸿秋的口供后认为他没有撒谎，但是叶丹秋此时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上哪里去找他呢？
……
1950年8月30日，一封由华东局统战部转来的检举信被送到扬帆手中：“有一个名叫陈宗琛的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厅的上海电监科当特务，是破坏李白电台的参与者。”信中还提供了“陈宗琛”此时的住址——江苏省昆山县玉山镇南门街。
经核实，“上海电监科”的成员名单中确有陈宗琛其人。于是，专案组在9月3日派人前往昆山县将陈宗琛押解回上海审讯，陈宗琛交代自己参与了侦测李白的电台的行动，并且发现了电台的大致位置后由叶丹秋下令于1948年12月29日晚带人包围了李白所住的区域挨家挨户的搜查，最终导致李白被捕。同时，陈宗琛还承认自己参与侦测秦鸿钧的电台的行动，但电台位置不是他测出来的，此次行动的指挥还是叶丹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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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丹秋
此外，陈宗琛还交代说叶丹秋在上海解放前一个月已经逃回了苏州老家，解放后叶丹秋来昆山看过陈宗琛，陈宗琛也曾去过苏州看过叶丹秋。并且透露说叶丹秋在苏州有个姘头，他就住在他姘头家里，姘头名叫董素芬，是唱评弹的，艺名“赛牡丹”，住在苏州金台街珍珠巷1号。
9月4日，六名专案组侦查员赶往苏州，在金台街珍珠巷1号对面的旅店住下，侦查员老周以保密局特务的名义用三天时间和董素芬套话取得了她的信任，并且故意打草惊蛇让董素芬起了警觉。当她在9月18日一早就离家去了火车站时，侦查员紧紧跟着，并跟着她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回到上海，看着她在上海老北站附近的一家旅店住下后向局里报告。扬帆得报后立即新派了八名侦查员增援，并将旅馆周围进行布控——
9月18日傍晚，董素芬用旅馆的公用电话打了个电话，当夜就有一个穿白色西装的中年男子乘坐三轮车来到旅馆，当他刚刚踏入旅馆就被抓获，经验明正身，此人正是叶丹秋。
经审讯，叶丹秋对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他供称自己于1948年11月从北平被调到上海担任“上海电监科”中校督察官兼代理科长，负责对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的破坏。1948年12月20日晚他监测到一个可疑的电波讯号，这个讯号的波长和在华北叛变的叛徒李政宣提供的李白的电台波长相吻合，随后上报国防部二厅，二厅派出无线电侦测技术专家马国勋小组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日夜监测后将电台的范围确定在虹口江湾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面的一块大约面积为半平方公里的那个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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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烈士故居
1948年12月29日深夜，当李白和中央联络的时候，叶丹秋亲自率领大批特务包围了黄渡路一带的居民住宅区，挨家挨户的搜查，最终李白被捕。叶丹秋因此受到毛人凤的嘉奖，急于再立新功的叶丹秋趁机提出将保密局的另一个技术干将王庆生从天津电监科调来上海，找到更多的我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王庆生从天津调到上海后，和叶丹秋配合在1949年1月下旬在卢家湾地区侦测到了位于新新里315号的秦鸿钧的秘密电台，导致秦鸿钧和他的上级张困斋在3月17日和19日先后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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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里315号的老虎窗，当年秦鸿钧就在这里面操作电台发报，如今这里已经被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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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丹秋的供状
而经过查实，此时马国勋、王庆生以及叛徒李政宣都已经逃到了台湾。以当时的条件是没有办法清算他们的，因此这个案子抓到叶丹秋就已经意味着到了尾声了。
1951年1月31日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叶丹秋死刑，董素芬有期徒刑两年，陈宗琛有期徒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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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31日的解放日报报导的枪决叶丹秋的新闻
由于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三人同时就义，而且他们都是通过电台在隐秘战线上为革命贡献自己的生命，因此他们三人被称为“电台三烈士”。1958年1月1日上映的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形象一般来说是取自李白烈士为原型，实际上是以“电台三烈士”为共同原型塑造的，也算是用电影这种特殊的方式为“电台三烈士”进行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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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孙道临塑造的李侠形象专业配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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